向海而兴：唐代扬州“海城”形象的诗意呈现＊-世界杯澳大利亚-2019男篮世界杯_2018世界杯葡萄牙vs西班牙

向海而兴：唐代扬州“海城”形象的诗意呈现＊ In 世界杯澳大利亚 @2025-08-01 16:25:37

刘恋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唐代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的地理区位，赋予其“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2］的城市地位。唐诗多以“淮海”指代扬州，以至又有“隋柳疏淮岸，汀洲接海城”（马戴《送皇甫协律淮南从事》）云云。可见，唐代扬州的“海城”形象不仅是唐人沿袭的地理空间认知，还是时人共通的城市价值认同。

“江蹙海门帆散去，地吞淮口树相依”［3］：“海城”扬州的历史境象“广陵观潮”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典故，源出于西汉枚乘所作的《七发》赋，有谓“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疾雷闻三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云内，日夜不止”［4］。考诸史籍，东汉王充《论衡》有：“大江浩洋，曲江有涛，竟以隘狭也”［5］。南朝山谦之《南徐州记》云：“京江，《禹贡》‘北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6］。由此可知，最晚在南朝时，每逢春秋朔望之日，由于海潮上溯至扬州、镇江之间的“京江”段，便有了激流腾涌的壮观和临江观潮的雅事，并成为文人习用的典故。自南朝阴铿“即是观涛处，仍为郊赠衢”（《广陵岸送北使》）、庾信“观涛想帷盖，争长忆干戈”（《将命北使始渡瓜步江》），到隋初的孙万寿“回首观涛处，极望沧海湄”（《和张丞奉诏于江都望京口》），以至盛唐时期李白“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涛”（《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观潮听涛的风俗雅事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至清代，费锡璜作《广陵涛辩》，援引《南齐书》《南兖州记》《南徐州记》诸书文字，佐证“潮在广陵，不独枚叔称之”“汉及六朝潮盛于广陵可知”［7］；汪中作《广陵曲江证》，以《江赋注》《寰宇记》中关于“赤岸”的明确记载为依据，力辩“‘曲江’之为‘北江’，非孤证矣”，并细细推究古今地域地名的演变及邗沟运河的变迁，确认“城东小水之称广陵涛固非无据也”［8］。所谓沧海桑田，不能因为今时的广陵潮水已平、难称奇观，并且现在观潮盛事首称钱塘，就否定广陵潮涌的史实，进而怀疑枚乘所谓“曲江”即指浙江。

时移境迁，原本去海不远的扬州因为沙涨成田，以致从唐代开始已渐渐“潮信不通”。李绅《入扬州郭》一诗自注：“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李颀诗：‘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此可以验”［9］。此外又有“当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过茱萸湾，北至邵伯堰，汤汤涣涣，无隘滞之患”［10］的立论，“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11］的记载。可见中唐以前，海潮纳于扬州江滨甚至城内，确为史实。

而这一史实，又可以“海门”之说为证。唐诗所指涉的“海门”，大致有三个意思：一是泛指江河入海口之门，如刘长卿《送人游越》诗云：“露沾湖色晓，月照海门秋”。二是疑指唐代通州之海门，如元稹《酬独孤二十六送归通州》诗云：“二十走猎骑，三十游海门”。三是特指扬州、镇江之间京江上的海门山（或谓“海门石”）。《新唐书》之“五行志三”记载如下：“（贞元）十四年，润州有黑气如堤，自海门山横亘江中，与北固山相峙，又有白气如虹，自金山出，与黑气交，将旦而没。”［12］《嘉定镇江志》也有“海门二山”的记载。这里指明海门山的存在，似乎并未点出海潮所及。

但是参考《全唐诗》，诸如“气混京口云，潮吞海门石”（刘长卿《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海门烟树潮归后，江面山楼月照时”（刘沧《宿题金山寺》），“风卷鱼龙暗楚关，白波沉却海门山”（卢仝《扬子津》）……在唐人的这些诗意表达中，不难想见东海之涛奔涌至京江后“海门潮滟滟，沙岸荻苍苍”（权德舆《和河南罗主簿送校书兄归江南》）的自然景观和“海水落斗门，湖平见沙汭”（李白《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的历史真实。扬州作为襟江带海的“海城”，亦可藉此得以确证。

“烟树寂寥分楚泽，海云明灭满扬州”［13］：“海城”扬州的海天气象如果说唐人对扬州之“海城”形象的理性认同，是源于对唐代扬州城临江水、郭通海潮的历史体验和现实观感，那么时人对这一形象的感性认知，又表现为唐诗对“海城”天候物象的真切感受和生动呈示。刘勰《文心雕龙》“情思”篇即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4］，唐诗最动人处便在情与景、情与理的交融灌注。在唐人题咏扬州的诗篇中，无论是登临、游赏之作，抑或是送别、酬赠之作，总是氤氲着一种浩茫的海天气象。

唐人将日、月、云、雨化作诗，便有了“乡遥茂苑树，路入广陵尘。海日潮浮晓，湖山雪露春”（李频《长安送友人东归》）、“文章南渡越，书奏北归朝。树入江云尽，城衔海月遥”（韦述《广陵送别宋员外佐越郑舍人还京》）、“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李白《秋日登扬州栖灵塔》）的情境互生——这里的海洋意象沧溟浩瀚，体现出唐人神驰千里的壮阔心胸。唐人将山、岛、汀、岸落笔于纸，便有了“鸟处高却低，天涯远如迫。江流入空翠，海峤现微碧”（刘长卿《登扬州栖灵寺塔》）、“清晓水如镜，隔江人似鸥。远烟藏海岛，初日照扬州”（韦庄《润州显济阁晓望》）、“月魄正出海，雁行斜上云。寒潮来滟滟，秋叶下纷纷”（李端《宿瓜洲寄柳中庸》）的情景交融——这里的海洋意象孤寒奇崛，抒写唐人好奇尚异的求索心态。唐人将树、鸟、亭、楼咏成篇，便有了“君家旧淮水，水上到扬州。海树青官舍，江云黑郡楼”（岑参《送扬州王司马》）、“南经湘浦北扬州，别后风帆几度游。欲凭尺素边鸿懒，未定雕梁海燕愁”（罗隐《寄乔逸人》）、“南越归人梦海楼，广陵新月海亭秋。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海》）的情意缱绻——这里的海洋意象融入际遇，呈示唐人远仕游宦的情感低回。即使是不可名状的气、色，一经唐人的绣口吐出，便也有了“萧条风雨过，得此海气凉。感秋意已违，况自结中肠”（韦应物《发广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长沙》）、“冷光邀远目，百里见海色。送云归蓬壶，望鹤灭秋碧”（李群玉《将游罗浮登广陵楞伽台别羽客》）的情理蕴藉——这里的海洋意象超越物象，映照的是唐人超凡入化的哲学思考。

正是由于这样一番浩茫却又真切的海天气象，让扬州的“海城”形象更加立体和丰盈。而王湾《次北固山下》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是让扬州南岸的扬子江上的海天气象有了更为细腻并富于诗意的呈现。如果说“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春江入旧年”所体现的是唐人于江海交汇之处所感受到的时空转换并由此促成的意气风发的话，那么扬州籍诗人张若虚则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起句、以“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落笔，折射出瑰丽深邃的艺术世界里春江月夜、咫尺海天的匠心营建和妙手勾勒。

于是，近海濒海的扬州又有了与海相关的其他别称：比如“海郡”（马戴《赠淮南将》“何事淮南将，功高业未成。风涛辞海郡，雷雨镇山营”）、“海县”（王昌龄《客广陵》“楼头广陵近，九月在南徐。秋色明海县，寒烟生里闾”）、“海壖”（白居易《奉酬淮南牛相公思黯见寄二十四韵》“篮舆游嵩岭，油幢镇海壖。竹篙撑钓艇，金甲拥楼船”）……这里的所谓“海郡”，应无疑义，当指滨海之郡；“海县”，本义犹如神州，指中国，此处应指滨海之县；“海壖”即滨海之地。扬州与大海之间的时空距离也顿时由“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杨广《泛龙舟》）的意指切换为“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孟浩然《广陵别薛八》）的近指。自此，作为“海城”的扬州不再只是唐代空间版图上通江达海的地利之便，已然成为时人集体意识中吞江抱海的形胜之势，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集体确认。

“济川已展为舟业，煮海终成富国功”［15］：“海城”扬州的盛世印象“言念淮海，斯为奥壤，走商贾之货财，引舟车之漕挽”［16］，“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分阃权雄，列镇罕比。通彼漕运，京师赖之”［17］的城市能级，奠定了扬州一百多年的持续繁盛局面，也催生了扬州“扬一益二”的悠远历史盛名。

因其在朝廷岁赋、军国大计中的突出地位，扬州享有了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18］，朝廷将其视作与广州、泉州、交州等沿海城市一样的海外贸易口岸。中唐刘展之乱，“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之资产……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19］，则反证了海外贸易已成为其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当时的扬州，虽然未能如广州、交州那样设立“市舶使”，但《太平广记》生动详细地记载了海外胡商云集扬州市中买卖宝货、定价无欺、未有争讼的故事，以“维扬十友”等为代表的扬州富商守分知足的事迹。可以说，唐初以来人们对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20］的民风民俗之变跃然纸上。

扬州的江海贸易之所在、国家财赋之所凭的突出地位能在唐诗中找到佐证：“淮浪参差起，江帆次第来”（卢纶《送魏广下第归扬州》）、“万艘江县郭，一树海人家”（刘长卿《奉送从兄罢官之淮南》），可见其百业货殖之兴；“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李洞《送韦太尉自坤维除广陵》）、“海云助兵气，宝货益军饶”（韦应物《广陵行》），愈见其江海贸易之盛；“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堆”（杜牧《扬州三首》其二）、“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更显出扬州“山泽之货无遗，输转之资相继”［21］的“剧邑”“通衢”的地位。

贸易的往来、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各方人士荟聚在扬州。以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晁衡）为代表的日本留学生，以荣睿、普照、圆仁为代表的日本学问僧、请益僧纷至沓来，他们横渡东海、自扬子江口登陆、取道扬州、再沿运河北上长安的路线被称为“南道”，扬州也成为中国对日交通的东南门户。而在高骈治下淮南节度使府掌管“笔砚军书”事务的新罗人崔致远最具代表性。他在《祭巉山神文》中写道：“维年月日，新罗国入淮南使检校仓部员外郎、守翰林郎、赐绯银鱼袋金仁圭，淮南入新罗兼送国信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崔致远等”，在《谢赐弟栖远钱状》记叙：“某堂弟栖远，比将家信，迎接东归，遂假新罗国入淮海使录事职名，获诣雄藩，将归故国”［22］等等，都直接指出了以“淮南”“淮海”为政治互访目的地的官方授权和任职。归国之际，崔致远留下诗句“广陵城畔别蛾眉，岂料相逢在海涯”（《题海门兰若柳》），径直将“广陵”视作“海涯”。由此更显出扬州作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城市，在朝廷外交活动中所具备的突出地位。

考察唐代扬州江海贸易繁盛，不能忽略与海洋经济密切相关的制造业的崛起。一是海盐制造业。根植于“孳货盐田，铲利铜山”（鲍照《芜城赋》）的历史渊源，此时的扬州仍然“冶例开山铸，民多酌海煎”（许棠《送李员外知扬子留后》），以至“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23］，而扬州、白沙（今仪征）两地更是独兼产盐要区、集散巨镇、巡查重地等于一身——“扬州、白沙两处纳榷场，请依旧为（巡）院”［24］。不仅盐铁转运使常驻扬州，而且淮南节度使亦有身兼盐铁转运使之职者。二是船舶制造业。依托于扼江控海之利、盐漕运输之责，作为前朝楼船营造基地的扬州，其造船业再度兴盛，船只类型包括轻型的竞渡船、漕运船以及大型的航海船。唐代宗朝总管漕运事宜的刘晏“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25］，“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26］，玉成了扬州“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27］的盛世繁华。

唐代扬州依托滨海临江的区位优势、重商薄赋的政策加持，涵养了逐利尚义的商业智慧、通权达变的经济哲学、开拓进取的江海气度、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积淀了“海城”的商业人文主义的城市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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